非瘟对中国生猪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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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10-09 12:09

摘要

面临非洲猪瘟疫情、环保等新形势挑战,中国生猪产业的生产、消费结构、猪肉贸易、价格周期等发生深刻变革。能繁母猪产能快速下降,生猪供给偏紧特征明显,生猪价格快速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猪肉进口预期创新高。

近期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等部委相继出台 17 条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以支持生猪生产发展,保障了猪肉供 给,猪价涨幅将逐步回落。生猪生产恢复支持政策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会逐渐发挥效力,生 猪产能将会止跌回升,2020 年下半年生猪供给将会逐步恢复,猪价将会回归合理水平,同时 生猪产业的生物安全水平、规模化水平、屠宰产能和产销区合作机制也将会进一步优化。

中国生猪行业在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环保新要求的同时,遭遇了非洲猪瘟疫情的重大挑战。2018年全球非洲猪瘟疫情形势相对严峻,多个区域疫情在扩散蔓延。从 2018 年 8 月开始,非洲猪瘟疫情传入中国,全国 31 个省份先后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疫情对中国生猪产业和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具有重大影响。2019 年 8 月 31 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了 17 条政策措施以支持生猪生产发展、保障猪肉供给,有助于未来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生猪生产恢复性增长和猪价稳定。

一、中国生猪市场进入新一轮价格周期

叠加疫情及防控政策、环保政策、生猪产品调运政策和生产周期性因素,生猪价格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生猪价格大体经历了 8 次明显波动,其中,1988 年、1994 年、2007年、2011 年和 2016 年波幅较大。猪肉价格与活猪价格走势基本相同。1978-1993 年,猪肉价格长期在每公斤 7 元以下;突破 10 元后,1994-2006 年在 10-14元区间波动;2007-2018 年底,猪肉价格水平维持在18-30 元区间波动。2016 年为第八次波动。

受生猪供应增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消费下降等影响,2012-2014 年猪肉价格连续 3 年下降,行情长期低迷引发生猪产能深度调整,加上各地禁养范围扩大,规模养殖发展困难,养殖场户补栏滞后。2016 年春节后生猪供应偏紧,猪价不跌反涨,6 月份猪肉价格达到每公斤 31.29 元,之后随着猪肉供给增加,猪价进入下行周期,2018 年二季度受产能明显增加影响,5 月份生猪价格达到价格周期波谷。新一轮周期自 2018 年 6 月份开始。补栏积极性持续下降,二季度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第一波明显下降,非洲猪瘟导致 2018 年 9 月份开始补栏受阻。当养殖补栏积极性降至最低时,仔猪价格 2019 年 2 月到达其价格周期波谷,同时生猪产能明显下降,供给偏紧带动猪价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

本轮周期突出特点是:猪价低迷和环保拆迁导致产能下滑,疫情又导致仔猪外调和补栏受阻、压栏严重,主产区育肥场和种猪场亏损严重,母猪产能急剧下降,所有养殖户和养殖企业生产稳定性和产能恢复均受到影响,将会导致本轮生猪价格上涨周期较上一轮周期明显拉长,2019 年 8 月份猪价已经涨至历史高位。

二、非洲猪瘟和环保叠加导致生猪产能深度下降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生猪和母猪产能快速下降,2019 年以来创最近 10 年最大降幅,生猪供给预计连续 2 年明显下降。2018 年 4 月,受猪价下跌影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连续 5 个月环比降幅超过1%,8 月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呈逐月加大趋势。其中,2019 年上半年生猪存栏降幅从 12.6%扩大到 25.8%,能繁母猪降幅从14.8%逐步扩大到 26.7%。从猪群周转规律来看,生猪存栏数量对应着 6 个月内的生猪出栏数量。可以判断,2019 年平均存栏预计为 3.55 亿头,年末生猪出栏 5.54 亿头,全年出栏量下降 19.6%。如果出栏重增加 1-2 千克,预计猪肉产量降幅在 18%上下。

三、近年来我国猪肉消费总体稳中略降

猪肉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由升转降。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猪肉消费长期保持稳步增长趋势,而从 2015 年开始稳中有降。2014 年我国猪肉表观消费量(当年产量 + 净进口量) 达到顶峰,为 5855 万吨,比 2000 年增长47.3%,年均增速为 2.8%;人均表观消费量 42.80 千 克,比 2000 年增长 36.5%,年均增速为 2.2%。受消费结构调整优化等因素影响,猪肉消费 2015 年起连续4 年小幅下降,2018 年表观消费量为 5506 万吨,比2014 年减少 349 万吨,降幅达 6.0%,人均表观消费量为 39.46 千克,比 2014 年下降 7.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量自 2012 年达到21.2 千克的历史高点之后震荡下降,2017 年为 20.6千克,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持续增长,近年来基本稳定在 19 千克左右(2017 年为 19.5 千克)。

城乡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差距缩小。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增长快于城镇,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水平差距明显缩小。2000—2017 年,城乡居民人均家庭猪肉消费年均增速分别为 1.2%、2.2%,消费量差距由 3.5 千克缩小为 1.1千克。

猪肉在肉类消费中占比持续缩小。猪肉在我国居民肉类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2000 年猪肉在城镇和农村肉类家庭消费中的比重分别为 65.4%和77.1%。随着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健康理念普及,我国肉类消费更趋于多样化,猪肉在居民肉类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7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占比分别降至为 59.7%和 66.6%。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禽肉家庭消费量在肉类中的比重由 21.3%上升至 28.1%,牛、羊肉比重变化相对较小,2017 年分别为 7.5%和 4.6%;农村居民人均禽肉家庭消费量比重由 16.3%上升至 27.0%,2017 年牛羊肉占比分别为 3.1%和 3.4%。

猪肉消费的季节性特征趋弱。我国猪肉消费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 3-8 月一般是猪肉消费淡季,9 月至次年春节前是消费旺季,月度消费低点一般在 7 月,高点在 12 月和 1 月。随着市场供应能力提升以及居民消费习惯改变,猪肉消费的季节性、节日性特征日益弱化,消费量淡旺季差距呈缩小趋势。2009 年四季度全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占全年总屠宰量的 28.0%,其次为三季度,占 25.3%,一季度最低,为 22.1%,而到了 2018 年,全年各季度屠宰量占比已经接近平均了,四季度和二季度分别为 25.8%和 25.6%,一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为 24.6%和24.0%。

猪肉消费受疫情和价格上涨呈现下降趋势。疫情发生初期,消费者由于对非洲猪瘟认识不科学,加之疫情点状散发,导致消费者开始主动减少猪肉消费,转向牛肉和禽肉以及水产品等替代品。2019 年 8月份以来猪肉价格阶段性快速上涨,当猪肉价格上涨至每公斤 30 元后,猪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

四、国内猪肉供给偏紧带动猪肉进口量明显增加

国内供给偏紧带动猪肉进口明显增加。2019 年1-7 月份中国猪肉进口 100.09 万吨,同比增 36.0%, 4 月份开始进口量明显增加,同比增幅从 4 月份24.0%提高至 7 月份 107%。其中,欧洲占 61.5%,北美占 24.7%,南美占 13.8%,主要来自西班牙、德国、加拿大、巴西和美国,分别占 19.0%、16.7%、15.5%、10.2%和 8.8%,从加拿大和美国 2019 年累计进口量分别同比增加 21.9%和 54.5%。此外,从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等国进口量同比增幅也较明显。

猪肉进口价格 2010 年以来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当前其价格处于高位。进口到岸价格前期处于较低水平,2007 年 6 月份之前大部分年份不足 1000美元 / 吨,2003 年 10 月最低仅 508 美元 / 吨,2007年 7 月份 -2009 年 10 月份保持在 1000-2000 美元 / 吨,2010 年有所下跌,2010 年 8 月份再次上涨至 1000美元 / 吨以上,2011 年 12 月份涨至 2099 美元 / 吨,之后有所回落。2014 年和 2015 年中国猪价低迷,带动进口价格跌至 1655 美元 / 吨。2016 年中国猪肉进口再次激增,9 月份进口到岸价创最近几年高点,为2049 美元 / 吨,之后总体回落。2018 年非洲猪瘟等因素再次导致猪价低迷,2018 年 9 月份进口到岸价跌至 1527 美元 / 吨,之后有所回升。2019 年 6 月份超过 2016 年 9 月份水平,7 月份涨至 2271 美元 / 吨,创历史新高。

2019 年猪肉进口预计达 200 万吨。短期内猪肉供给仍然面临压力,适度增加猪肉等肉类产品进口是缓解短期供需缺口的有效措施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扩大肉类进口以缓解市场压力,猪肉以及消费替代的牛肉、禽肉等产品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增长。受能繁母猪产能减少和环境限制生产,欧盟 2019 年猪肉产量预计为 2379 万吨,预计下降1.0%。在欧盟主产国中,只有西班牙受出口增长影响产量增加。德国、荷兰和波兰等国产量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20 年欧盟生产能力恢复后,生产将适度增长(1.4%左右),预计增量在 35 万吨左右。受近年猪肉出口增加影响,美国猪肉产量稳步增加。2019年和 2020 年猪肉产量预计分别为 1253 万吨和1289 万吨,分别较 2018 年增加 60 万吨和 95 万吨。加拿大 2019 年猪肉产量 195 万吨,稳中略增、增幅有限,猪肉出口增量在 10 万吨以内。巴西受出口拉动影响,2019 年猪肉产量 398 万吨,预计增加 20 万 吨,增量将绝大部分出口。阿根廷和智利产量较小,出口增量预计在 10 万吨以内。

综合来看,在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抢占市场份额、不考虑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与 2018 年相比,中国2019 年能够增加进口的量在 100 万吨(美国 60 万吨、 巴西 20 万吨、加拿大 10 万吨、智利和阿根廷 10 万 吨),2020 年进口增量可以达到 150-200 万吨(美国 95万吨、欧盟 35 万吨、其他国家合计 70 万吨上下)。

五、生猪生产支持政策对生猪产业和市场的影响

2019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出台了 23 条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稳定生猪生产、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加强疫病防控、健全现代物流体系和强化政策措施保障等5 个方面出台了具体细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支持措施既立足短期猪肉供给、猪价稳定,也着眼于长期的生猪生产恢复、保障猪肉供给,2020 年下半年猪肉供给将会逐步恢复。

同时,文件首次提出实行省负总责细化猪肉稳产增产的目标,强化责任落实,以有利于后期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从短期市场影响来看,通过冻猪肉投放和加大猪肉进口、增加替代肉类供给,猪肉价格涨幅将会回落。热鲜猪肉短期供给整体上偏紧,冻猪肉供给仍较充裕。从国内来看,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大量生猪屠宰企业增大了库存,特别是华中、华东地区,整个冻猪肉的库存与往年相比增加了约 30%-40%,能够弥补一部分的供给缺口。在国际市场补给方面,猪肉进口自 4 月份开始明显增加,近期新增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家多家猪肉企业输华资格,有效拓展猪肉进口来源、适度增加进口数量。

通过将冷鲜肉纳入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加快猪肉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冻猪肉投放抑制了目前猪肉价格的过快上涨,广西、海南、广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保障猪肉供给的措施,包括向市场投放储备冻猪肉、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平价猪肉等。肉禽和蛋禽等猪肉替代品产能明显增加,通过合理引导肉类消费结构,可以提高禽肉的消费替代性。肉禽生长周期短、料肉比低,短期内能够快速生产以弥补猪肉供给缺口。与猪肉价格相比,鸡肉仍具有优势,2019 年 8 月份白条鸡仅为猪肉价格 65%,而牛羊肉价格分别是猪肉价格的 2.14 倍和 2.10 倍。

新颁布的政策将提升养殖户补栏、扩产积极性。疫情、环保和贷款难等因素是限制补栏意愿和产能恢复最主要的因素,政策解决了养殖户“不敢养”、 “没钱养”和“没地养”的问题。通过扩大生猪保险支持力度,降低养殖户对市场风险和疫情风险担忧。当前仔猪购买成本翻番、生物安全和环保改造成本明显提升。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将仔猪纳入生鲜农产品绿色通道,减少仔猪价格上涨导致的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通过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增加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机具购置补贴,减缓了养殖户粪污处理成本压力。

针对贷款难和资金链紧张,通过为符合授信条件种猪场、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做好相关金融服务,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解决长期以来养猪业贷款难的问题,实施贷款贴息、规模场补贴解决前期猪价下跌和疫情导致的资金链问题。在养殖用地方面,纠正之前环保拆迁中“一刀切”的做法,稳定目前已有生猪产能,提供异地重建养殖用地、加快环评程序审批,提高新增产能投产速度。这些措施对于生猪整体产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将会起到明显的保障和推动作用。许多商业大型企业抓住政策机遇加速启动和实施扩张计划。此外,从 8 月份开始,生猪养殖盈利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的,也会激发养殖主体主动补栏扩产的内在动力。

通过加强生物安全水平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基层防疫体系和有效的疫病净化机制是疫情防控关键。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差别较大,部分地方政府难以负担非洲猪瘟强制性扑杀补贴,导致补贴不到位,不利于及时发现疫情、及时扑杀病死猪。政策优化了补贴机制,将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半年结算,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用,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为地方财政负担解绑,疏导了地方政府疫情发现和上报的心理负担。

基层畜牧兽医不健全、知识更新不够、整体素质不高,不但影响疫情防控效率,也不利于提高大多数养殖户生物安全理念和防控水平。四川、广东等多个省份已经出台健全基层卫生防疫和兽医队伍的具体措施,吸引兽医人才回流,将有效控制生猪非法跨省调运,有利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和提高生物安全水平。优化屠宰加工业布局,加速流通模式由“调猪”向“调 肉”转变。在非洲猪瘟发生之前,由于热鲜肉消费偏好,我国是生猪大流通格局,因此生猪屠宰加工集中于销地。本地屠宰能力在调猪变调肉背景下直接影响了猪价。从规模以上屠宰企业本地猪屠宰量占比看,东北三省、河南、山西、江西、两湖、广西等需要大量外调生猪,非洲猪瘟分区防控政策实施后,以外调为主的产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特别是河南和东北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在政策支持下,产区将开始优化屠宰行业布局,加强肉品冷链物流建设,建设完善冷链仓储配送体系,有助于增加生猪就地就近屠宰量,减少物流成本和疫病传播风险。集饲养、屠 宰、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高新猪业集团数量将会明显提升,冷链配送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会加速完善。

尝试探索生态资源补充机制,有利于建立跨区合作机制。在环保压力下,生猪养殖向优势产区转移,呈现区域化布局,生猪养殖向东北粮食主产区和西南地区转移,同时这些地区也承载了更多环境保护压力。新颁布的政策鼓励生猪主销省份支持主产省份发展生猪生产,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利用这种补偿机制能够发挥生猪调出大县支撑保障作用,厘清产销区分工,利用生态补偿资金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支持力度,优化产销区间对接机制。

(作者:朱增勇,李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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