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商会高管：美中关系最终会转危为安

美国全国商会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傅瑞伟 （ Charles W. Freeman III ）的办公室距白宫仅几十步之遥，门口木标牌上有毛笔正楷写的“办公室”3个汉字。作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首席中文翻译、前驻华公使傅立民之子，傅瑞伟与中国有着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他曾担任过美国对华贸易谈判代表、美国顶尖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项目主任。他近日在接受环环（ID：huanqiu-com）专访时表示，美国不应将中国的经济崛起看成是对自身的威胁，应多看双方过去40年合作的成功之处，早日让两国关系转危为安。

采访期间，傅瑞伟指着办公室墙上张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培养现代化建设的一代新人”等具有中国时代烙印的宣传画说：“我是把CSIS办公室的全部中国家当原封不动地搬到这里了。”据他透露，不仅自己子承父业，而且他的子女也精通中文，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第三代“中国通”。

环环：您的身份有不少转变，但都与中国有关。这些转变是否让您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傅瑞伟：我一直将经济和贸易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的首要关注点，将战略和防御问题、文化问题作为第二层级的关注点。同样，我通过商务和经济问题这样的路径来关注美中关系。我的成长时期正是经贸问题成为美中关系首要问题的时候——当时经贸合作推动了美中关系向前发展。

我认为：从中国对外开放之前那几年的美中交往，到1979年美中建交，再到现在，改变的只是某种美国对中国的商业态度。最初的一切都大有希望，美国商圈非常渴望美中关系强劲提升。我认为，尽管尼克松、基辛格等老一辈美国政治家视美中关系的战略问题高于经贸问题，而且在那个历史时期，战略问题的确至关重要，但随后经贸问题也年复一年地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所在。随着美中关系的成熟和复杂化，两国经贸问题也变得同等复杂，并使两国关系更富挑战性。如果你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壁垒以及与中国的对抗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

环环：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是否乐观？

傅瑞伟：当前，我们确实在经受痛苦。未来还很难说，但我对美中关系抱有希望，也很乐观。我认为，因为美中可以从以往成功（合作）中分享的“共同点”很多、也很重要，所以美中关系最终将转危为安。

环环：您预期中美经贸谈判在约定的90天里会达成什么成果？

傅瑞伟：90天太短了。我认为双方最好利用这90天为进一步谈判设定向前走的日程。这90天对美国来说正值节日季，对中国来说也有春节。我还是认为，双方建立信任是第一步。我确信特朗普政府将喜欢和希望在短期内看到中国购买额外的美国大豆。

环环：您如何看美国当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

傅瑞伟：“一带一路”是令人振奋的项目，发展无止境。“一带一路”给中国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欧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企业来说也是机会。我认为美国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视“一带一路”为挑战，它会日益将“一带一路”看成机会，并参与其中。

环环 ：您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会做哪些对比？

傅瑞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我和我的父亲持相似观点。我现在也可被称之为比较老的一代“中国通”了。回溯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认识中国的路径与现在的年轻人大不相同。现在的年轻人并不太了解美中关系史上的那段“奇迹”，当时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两国人民的生活状态都如此不同，能跨越巨大差异开启和建立双边关系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现在，中国在全球大家庭中的发展壮大令世人瞩目，因此，许多年轻人对他们所介入的美中关系期待值与前辈大不相同，或者说期待值更高。

回到我父亲的年代，那时双方的相似点寥若晨星。当我1981年第一次和父亲来到中国时，美国人与中国人间的相互交谈并不容易。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是备受怀疑的对象，所以与中国人交朋友是难上加难。当你能交上一个中国朋友时会很有成就感。我在十几岁时交了第一个中国朋友，我和中国同龄人一起打乒乓球，跟他学北京话喊“好球”。对我来说，边玩边学中文乐趣颇多，也很兴奋。今天，如果我和美国年轻人谈起这些，他们会不以为然。但当时能交上一个中国朋友是件大事，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寻常的。

对于所有记得1978年前后美中实力对比的人来说，那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很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清楚中国崛起、中国GDP增加背后的本质，而不应像今天的一些美国人那样将中国的经济崛起更多地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正如现在有美国人常批评老一辈说：“你们对中国不够强硬，你们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未持强硬观点。”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崛起是个新生事物，认为中国从一个穷国一跃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但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曾扮演过“大角色”，改革开放恢复了中国原来曾有过的“大角色”地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美国人看到中国人因为改革开放而摆脱贫困，可以说：这一举措所产生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大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其他举措。世界上不乏帮助穷人的圣人，如特蕾莎修女，但她只能拯救很少的个体脱离苦海，她救不了整个国家。我的意思是如果就被拯救的人数来说：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像邓小平那样拯救如此多的人，让他们摆脱贫困，世界上也很难找到第二种政策能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样，让一个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

这并非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人口也不少，且在人口数量上很快将赶上中国，但印度在改革开放方面远不如中国。在我看来，中国比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要开放。现实的中国并非像批评者所指的那样“还不够开放”。

环环：您曾提到，“中国正在研究美国失败的教训”。在您看来，这样的研究意义何在？

傅瑞伟：中国在吸取其他国家成功经验、规避其他国家教训方面一直做得很好。看看美国所犯的大量错误吧，中国已经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我认为中国不要过多地考虑如何来定义“中国模式”。美国也是这样，会说“ OK，这是美国经济模式”。实际上，并不存在精确或特定的“美国模式”或“中国模式”。我认为：努力试图将自身经济界定为某种模式的做法，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都不太好。

中国确实从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有所借鉴。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最成功之处就是“项目试点”——如果奏效就广泛推广，如果不奏效就放弃。改革是极富挑战的。因为我是美国商会的，我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是确定如何改革的决定性因素。